第1239章 渊天宫（76）（1/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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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释教的“空有合一”的本体论，“顿渐合一”的认识论，“明心见性”、“返本复初”的修持观等，因之有人说是“阳儒阴释”，或者“三教合一”的新形态。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着作《太极图说》明显地是三教融合为一的代表作。二程主张“性即理”，强调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的对立，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“窒欲”，以恢复天理，这明显地受到过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。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，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个人物，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，无论从本体论、认识论到修持方法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，有人说他是“阳儒阴释”，“表儒里释”，他自己也感叹说：佛教的“克己”，“往往我儒所不及”（《朱熹语录》卷二十九）。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，通观他的“良知”道德本体论及“致良知”的修养方法，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。
周敦颐：宋明理学之鼻祖，为宋明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，为二程老师，其对朱熹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。周敦颐着作《太极图说》被视为理学之大纲。
程颢、程颐：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“天理”，（这里的“天理”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，或以“三纲五常”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）并主张先理后物。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，认为“人伦者，天理也”；提出“格物致知”的认识论，物皆有理，把知识、道理、天理联系起来。
朱熹为集理学之大成者，主张：天理是道德规范的“三纲五常”，强调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；通过学习、实践提高自身的修养（“格物致知”）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；编着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。朱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，强调以吾心之知去认识事物之理的“主宾之辨”。在吸取佛教临济宗“宾主颂”思想的基础上，提出内外结合，以己知彼，通过格物以致其知。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，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。
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，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，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；但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，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；朱熹的学术思想对日本、朝鲜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到心学，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，其核心命题是“心即理也”，意思是本心即天理——世界的本源是心。名言：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便是宇宙”。
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。宣扬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理”。在认识论上，他提出“致良知”学说：认为良知就是本心，就是理，天理就在自己心中，只要克服私欲、恢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。（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达到“致良知”）
顾炎武曾痛责明末以来的清谈理学“刘石乱华，本于清谈之流祸，人人知之。孰知今日之清谈，有甚于前代者。昔之清谈老庄，今之清谈孔孟”。颜元称：以为“秦火之后，汉儒掇拾遗文，遂误为训诂之学。晋人又诬为清谈，汉唐又流为佛老，至宋而加甚矣。仆尝有言，训诂、清谈、禅宗、乡愿，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，而宋人兼之，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。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，烈于嬴秦。每一念及，辄为太息流涕，甚则痛哭。”又指责“宋元来儒者，却习成妇女态，甚可羞。无事袖手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，即为上品也”。其门生王源对理学虚伪性的无情揭露更为露骨，他说“明季流贼之祸，皆阳明所酿也”。余英时说：“理学家虽然以政治主体的‘共治者’自待，但毕竟仍旧接受了‘君以制命为职’的大原则。”
消极：理学被曲解之后以三纲五常维持专制统治，压制扼杀人的自然欲望和创造性。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。
积极：有利于塑造华夏民族的性格特征：重视主观意志，注重气节道德，自我调节，发愤图强，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，凸现人性。
天理，汉语拼音tiānlǐ，外文名Heavenlyprciples或Naturaljtice，是华夏哲学核心概念，通常指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，强调公平与正义属性。儒家将其定义为伦理体系的根本法则，认为天理与人心中的良知具有对应关系，主张通过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维护秩序。
宋代理学提出天理是抽象、永恒的形而上存在，朱熹认为“山河大地都陷了，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”。程颢主张“性即理”，将人性与天理统一，通过“理一分殊”理论阐释最高天理与具体事物之理的关系，并以“月印万川”作喻。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强调以天理约束过度欲望，界定正常道德需求（如饮食）与贪婪（如山珍海味）的界限。
该概念源自先秦典籍，《庄子·天运》提出“顺之以天理”，《韩非子·大体》主张“不逆天理”。南朝江淹《知己赋》探讨天理与人道关系，《隋书·天文志》记载其作为紫微垣星名。
《庄子·天运》：“夫至乐者，先应之以人事，顺之以天理，行之以五德，应之以自然，然后调理四时，太和万物。”
《韩非子·大体》：“寄治乱于法术，托是非于赏罚，属轻重于权衡；不逆天理，不伤情性。”
南朝梁江淹《知己赋》：“谈天理之开基，辩人道之始终。”
《京本通俗小说.错斩崔宁》：“今日天理昭然，一一是他亲口招承，伏乞相公高抬明镜，昭雪前冤。”
《东周列国志》第六回：“子针将石碏来书宣扬一遍，众人方知吁厚被擒，皆石碏主谋，假手于陈，天理当然，遂纷然而散。”